黎澍十年祭       李锐
      
日子过得真快，黎澍离开我们10年了，其人虽已殁，千载有余情。心中稍感安慰的是，世事变迁仍顺着他生前的愿望在发展。他去世时，我只写了篇短文，记述他书桌上几篇未完的文稿的情况。

黎澍是历史学家，更是思想家和理论家。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已有许多学者、专家论述，这些文章的一部分已收入唐振常编的《黎澍之路》一书中。我同黎澍虽是平生至交，但无力论说他的学术成就，现在只将我们半个世纪的交往作些回忆。

1938年夏，我从徐州突围，辗转敌后经沪港回到武汉，长江局派我到湖南省委工作。黎澍（那时用原名黎树苍）正主持《观察日报》的笔政，任总编辑，我就在报社编辑部营盘街，每天同桌吃饭。那时我负责省青委的工作，大家各忙各的，他在地上，我在地下。这个报纸是四开版，编得较通俗活泼，有“抗战地理”“、战事演义”“、经济讲座”“、社会服务”等专栏有“老百姓”副刊；文艺副刊由张天翼等主编。当时田汉、翦伯赞、吕振羽、谭丕模、王西彦等文化界名流都在长沙停留过，都为这个报纸写过文章，谭丕模任过省委宣传部长，领导过报社的工作。我在长沙时，也为报纸主编过“青年阵地”周刊，也写过文章。黎澍写社论最多，常直接批评国民党的限制出版自由、不发动群众等，很受读者尤其进步青年的欢迎。长沙大火后，省委迁到邵阳，报社也迁去，曾全文刊载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《论新阶段》，于是由内部的变成公开的省委机关报，不久以后，报纸就被国民党查封了。黎澍没有随省委到邵阳，由于地方上层关系，他到茶陵另办了《开明日报》，后来迁到衡阳。从此天各一方，整个战争年代我们没有再见过面。

1952年我调到北京后，我们才又重逢，但更是各忙各的，我在管水电建设，他在中央宣传部，真是隔行隔山。但如古人所云：响必应之于同声，道固从之于同类。由于自己从来好文史，在武汉大学是工学院学生，却读过李剑农的《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》（李在文法学院教历史），以及左舜生编的那套中国近百年史资料，这时在工作忙碌的空隙，读了黎澍送我的他写的书《辛亥革命与袁世凯》（重版改名《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》），因而知道他虽然长期在新闻工作岗位上，却对近代历史下过大功夫，这是一本很有影响的书（随后知道，吴玉章论辛亥革命的小册子也是他执笔的）。我转业前写的一本书《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》，1953年在《中国青年》连载前，就在中宣部刚创刊的《党史资料》一、二期全部刊出，而且排在卷首。这个刊物即由黎澍主编。我写这书的来龙去脉他是知道的，排印的原稿曾寄给中宣部。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时做的另一件事，收集《湘江评论》和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上发表的文章，结集为《毛主席旧作辑录》，印了50本，却挨了胡乔木的批评，命全部上缴中宣部。这个过程他是清楚的。他也知道我挨了批评不服气，因此才发愤写出《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》：你胡乔木说辑印那些有错误观点的旧作，是“有害无益我偏偏要将它写出书来，看看究竟是有害还是有益。我坚决离开湖南省委宣传部（我是部长），转业到工业系统，北京中宣部的人并不知情。等我到了北京，中央组织部办好手续到燃料工业部上班前夕，胡乔木才知道。于是打电话给我，说消息知道太晚，有央求之意，要我到中宣部主管党史工作。我当然婉言谢绝。这件事，黎澍也是知道的，他了解我同乔木相识与在延安的工作关系。

50年代，我们也偶有相聚，当然总是上下古今、海阔天空漫谈，自不免议论时政，臧否人物。其中还有个关系人，有时碰到一起，即田家英，是我们共同的朋友。我刚到北京时，住在东城演乐胡同，约田家英来家就是同黎澍一起来的。我将收集的几十本有关近现代的历史书，包括同盟会在日本出版的（民报》全套原本（这是我父亲在日本留学时的同乡好友陈长簇送我的，陈是湖南和平解放时的民主人士），全部送给田家英，表示“洗手不干”的决心：转业水电，不再耍笔杆了。记忆中还有两次这样的三人相聚。一次是晚上到中南海黎澍家中，田家英也来了，一起乱扯谈。《龙胆紫集》“怀田家英”六首之一，记下此情此景（当年黎澍是很能喝酒的）：

咫尺天涯见面难，只缘都在做京官；
百年不遇龙门阵，西四牌楼消夜摊。
（1954年某日，与家英、黎澍聚谈至夜，意犹未尽，又到西四街头小摊喝酒，深夜两点始归。）

另外一次，黎澍大概已到政治研究室历史组工作了，是在万寿路田家英处。我们一起大侃当代“掌故”，谈起“高岗事件”。由于1948年在东北当过高岗8个月的政治秘书，自己对高的为人处事有一定的看法，而主动离开。这种看法只同信得过的黄克诚谈过。高任国家计委主任时，觉得此种安排不当，但不敢向中央反映，只能私下向黄克诚谈及。由此也就议论到党内民主谈何容易。战争年代黎澍一直在国民党区工作，没有在延安或根据地生活的经验，同这些地方的“老干部”常有某种隔膜之感。我们之间却毫无这种隔膜，还是同当年在营盘街一样，这也就是所谓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吧。

1959年庐山事件之后，还能保持一点联系的老朋友，也就只有黎澍和田家英了。记得1961年年尾，从北大荒劳动回到北京后，同黎澍的一次见面是在鼓楼前的马凯饭庄，这时我还住在离此处较近的六铺炕，他特地从沙滩家中到这儿来，请我吃一顿湖南饭菜，他知道我在北大荒是饿苦了的。这天谈得很久，我还谈了一些庐山会议的细节。

从北大荒回京一周后，我就同意到法院申办了离婚手续。我的私生活，包括延安旧事，他是很了解的。谈话中这也是一个题目，他认为这合情合理，夫妻间思想观点南辕北辙，最为痛苦。临别时，他还发了这样的感叹：历史上能够传名后世的人物，往往是身陷逆境或犯上受害者，彭德怀一定会永垂史册。这天的相聚和这样的言谈，对我当然是莫大的安慰。当时我独自住在机关的一幢单身宿舍中，目睹人们天上下班，自己关起门来用一个小电炉做饭吃。

1963年，我又下放到安徽大别山中一个水电站去了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，6月3日的《人民日报》就刊有整版批判黎澍的文章。他被指责为“资产阶级霸占史学阵地”的“东霸天、西霸天，像奸商一样垄断”。“文革”前那几年，黎澍认为教条主义剪裁历史事实，使之适应教条，历史的丰富内容不见了，剩下的是说明教条的一些简单的事实，而且往往还是靠不住的。这当然不能令人满意，以致惊呼出现了史学危机。这是对教条主义历史学的一种抗议，历史学界争论的这个核心问题，在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理解。黎澍认为，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，除了农民战争，还有民族战争，权力斗争，种姓斗争等等。一概称做阶级斗争，太简单化了。以马恩这句话，将中国古代史理解为农民战争史不对，将中国近代史理解为一部革命史也不对。黎澍批评了《联共（布）党史》的错误观点，即历史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所创造，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。黎澍问道：既然如此，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以前有没有历史呢？在阶级消灭以后有没有历史呢？

当年史学界的争论情况，黎澍的角色和所起作用，我全不清楚。知君命不偶，同病亦同忧，这时遥望北国，真是鱼书欲寄何由达，水恶山穷处处同。

1975年5月，从秦城释放，我仍回到那个水电站过劳改生活。1978年黎澍知道我的下落后，特来信让我写庐山回忆。这时，我已将那本旧书增订完毕。于是将新书的一节——“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”寄给他。我是1979年1月6日回到北京复职的，这年第1期《历史研究》发表了这篇长文。从而社会上也就知道李锐其人还活着，且又故态复萌了。回北京之前，他还给我来信，也希望我能在社会科学系统工作。可是我还是思恋故土，仍旧回到水电建设岗位。

一别18年之后，萧疏鬓已斑，欢笑情如旧。我们不免又继 续“南朝皆旷达，东晋最风流”起来。第一次见面时，他谈到的两件事还记得。第一件是在天安门漫步遇见胡乔木，他指着正在修建的纪念堂说的一句话，使乔木大惊失色。这句话是从历史角度，着眼长远的将来说的，我也有同感。乔木是我们共同的熟人，也可说是共同的朋友，都有过老上下级的关系；不过这种关系，我离开延安后不存在了，他却一直摆脱不了。我们臧否人物的议论，乔木常在其内。第二件也是有关乔木的，李新给我看的回忆文章写到这件事。“四人帮”扫除之后，黎澍主编的《历史研究》一时成为最具战斗性的学术刊物，解放思想，冲破禁区。他最早写文章批判“四人帮”的封建专制主义，也最早提出要写“文革史”。1978年8月15日（大家记得是日本投降这一天），黎澍、李新、廖盖隆等五六个人从乔木家中往中央党校去，黎、李与乔木同乘一车，三人闲谈起来。黎澍很郑重地对乔木说：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实在说不通。乔木说：要不断革命嘛。黎澍说：无产阶级专政，是我们自己的政权，继续革命，革谁的命呢？李新就笑着说：林彪说过嘛，革革过命的命嘛。乔木过了一阵说：这个问题很重要，值得考虑。以后他就写文章，大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，这个发明权就据为己有了。黎澍同我说过，乔木常爱批评他标新立异，其实这乃乔木自己的专有权，别人不能抢先也。周扬在马克思逝世百年做的报告，夏衍同黎澍说：如果这个报告让乔木去做，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。
1980年10月讨论第二个《历史决议》时，我们有过接触和议论。黎澍的一个真知灼见一直记得，即认为对历史的认识从来不是一次完成的（对真理的认识也是如此），因此希望这场讨论不要拖得太久，应及早结束，形成决议，以后就好办事了。他谈到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的4年，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认识也是逐步加深的。最初两年，感到极左已成惯性，个人迷信似乎少不得，要改变那套专制制度很难。经过三中全会、四中全会、五中全会和一系列的思想斗争，感到发展还是快的，但是种种阻力还是不小。他相信通过这个决议后，会使阻力减少。他谈到苏联的党史就写过几次。《联共（布）党史》是斯大林时编的，我们曾将它当做百科全书；斯大林死后，重新编写《苏共党史》；赫鲁晓夫倒台后，勃列日涅夫时期又重新编写；现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又要重新编。为什么老要重新编写呢？因为都有它的片面性，每一次写党史都只是论证现在领导的合理性，换一个人就不一样了。因此，历史要站得住，必须讲的是真正的事实，写出来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，是真实的，推翻不了的。跟着现实政治的风向团团转，那就不可能写出一部大家都承认的可信的历史。

我的《庐山会议实录》初稿是1987年夏季写出的，先送他看过。他常谈起，过去写的历史著作中，主要是存在片面性，不够客观。就他自己说，多年来讲抗日战争史，只讲我们共产党的八路军、新四军抗战，不讲国民党抗战。现在开始纠正这种片面性，也讲台儿庄等战役了，这样就全面些了。他说过去还有一个片面性，是为了鼓吹革命、鼓动大家起来革命而产生的，我们的历史只讲革命。有一个口号相当普遍，“为革命研究历史”，听起来似无可厚非，实际上有片面性。“为革命研究历史”，那就是以革命为目的了。其实，革命不是目的。革命的目的是要改革社会制度，推动经济发展，提高生产力水平，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。我们过去写的历史主要问题在于只讲革命。1949年革命胜利后，依然讲要革命，甚至提出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。对今天的改革开放，在历史上找不到根据，得不到说明。我们过去有许多革命的观念，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产生的，是为革命而产生的，不免带有片面性。当然，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，或者马克思的某些观点也有其历史限制，不能一概照搬。

我们议论过“兴无灭资”的口号，因为80年代中还有主管宣传的人坚持这个口号。黎澍以为这是一个彻底非马克思主义的口号。提这个口号的人连《共产党宣言》都没有读过，很可能还是从义和团的口号“扶清灭洋”脱胎而来。《宣言》说：“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，如果说它通过革命成为统治阶级，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，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，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，消灭了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，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。”所谓“兴无灭资”岂不是大笑话！至于到了20世纪，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对抗中各自发生的变化，社会主义大弯路，资本主义大发展，这些马克思、恩格斯怎么能预料得到。我们不能苛求古人。

我们也议论过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”的口号。民主与自由，是人类社会赖以进步的历史产物，是专制与独裁的对立物。西方经过几百年斗争，依靠民主、自由和科学，才从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。黎澍说：自由是文化和学术发展的首要条件。而且“自由”是一切革命者所向往的最美好的理想，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，《共产党宣言》中说得很清楚。在革命斗争中多少烈士为自由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，何以我们现在提都不能提，每一次有人提自由，就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，要大动干戈加以反对？党对学术文化的领导，应当表现在保证有发表的自由，而不是动辄违反宪法，任意剥夺这种自由。当然，自由不能没有范围。约翰•穆勒《论自由》一书，最初介绍到中国来，严复曾把它译为《群己权界论》。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各种自由权利，不得侵犯。但是法律规定自由有范围，例如不能妨碍他人身体自由，不得危害国家民族利益，不得违反政府法令，等等，都是把自由限制在一定范围以内。有了这些规定，自然就不必怀疑自由是专属资产阶级的特权了，社会主义离开了自由和民主，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。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，只能名之曰封建社会主义。

大家知道，1983年发生过一次“短命”的“清除精神污染”运动。黎澍在头一年已经离休。运动开始时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离休干部讨论、表态。会上一些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黎澍，所指责的竟是如此可笑，说他提出的“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”的观点，是错误的，是“污染”，是“放毒”。这些人不仅不懂马克思主义，不懂世界历史，而且完全忘记了年邓小平长篇报告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》中指出的，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还是一个严重的任务。对此，黎澍据理反驳，还说，我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，研究的是中国近代史、当代史，我污染谁了？他对我说，这哪里是什么“精神污染”，而是污染精神；攻击他的人是一些瞎子、疯子，只知道无限上纲，罗织罪名，跟着“左王”转。他还告诉我，石西民去安庆回来说过，陈独秀的墓不像样子，应当修一修，陈毕竟是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的人。会上也有人批评石为叛徒树碑立传，这也是“精神污染”。对此种荒唐可笑的言行，也真是既生气又悲哀。关于所谓“反对精神污染”问题，他作过这样一种极为理性的分析：污染是与进步相伴而来，每一进步都必定带来某种污染。开个工厂，生产各种产品，必定同时出废气、废水，污染环境，精神产品也一样。阳春白雪来自下里巴人，精华出于糟粕；没有下里巴人何来阳春白雪？没有糟粕何来精华？而且即便是糟粕也未便轻弃，它可以肥田，种出粮食蔬菜，还可喂猪喂鱼。肉食精华也，然而出于糟粕。治理污染是必要的，清除或反对则是不合理的。何况这次所谓“清污”，什么是阳春白雪，什么是下里巴人，什么是精华，什么是糟粕，都还没有分得清楚呢。他们站在“左”的立场上，是永远分不清楚的，只能把是非香臭弄颠倒。

这次会后不久，本来年事已高，身体不好，又生了气，黎澍终于心脏病发作，住进了医院。住院期间，我和老伴多次去看望，还拜托卫生部原领导中的老熟人，多多关心他的病情。

1984年黎澍搬到木樨地24号楼后，我们成为邻居。过去是“以文常会友，唯德自成邻”，现在是上下楼走几步就碰头的真正邻居了。于是我们的来往就极其频繁了。只要都在北京，一个月总要见面四五次，有时一个礼拜来往两三次。内容主要是交谈有关毛泽东和过去的问题；种种历史教训；对当前形势看法和互相关心的问题，如“左王”、“左爷”们的动态；有时是高朋满座，如告别辞《我们的悼念》中署名12人中，碰头最多的是秦川、于光远、李普、朱正、王若水等；此外还共同参加有关文史等方面的社会活动；各人写了文章，不论长短，常相互征求意见；友人来多了，也举行家宴，有一次廖沫沙夫妇请于刚、黎澍、李普和我四对湖南夫妇，到三家村酒店相聚；偶而也一同去看望朋友。到他去世为止，成为邻居的这四五年中，我们之间三日不见面，也要电话一相亲的。除上面写到的以外，就记忆所及，继续录下这些属于“思想的闪光”的言谈。

——黎澍认为毛泽东思想可以归纳为五点：一是从“割据为王”到独立自主。二是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，包括群众路线。三是统一战线，又团结又斗争。四是实事求是，中国古已有之。五是不断思想改造，实为宋明理学翻版，专门制造伪君子也。这第五点，大家都曾经挨整受罪，但都没有像他这样，联系古人假道学概括得如此高妙。我们常谈到农民战争，黎说农民战争取得胜利，必然导致“皇权”的集中，农民是一个落后的阶级，中外历史概莫能外。

——关于暴力革命问题，黎澍认为胜利者必继以暴力统治，从而走向专制，迷信权力统治。苏联如此，我们亦如此。他送过我一本库西宁夫人著的《斯大林前后》，真是可怕的绝灭人性的专政。恩格斯晚年对暴力与和平过渡已有新的说法。

——关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我们常交谈的。黎澍有几个原则的说法：1.古代与近代社会发展不同，要予分开。2.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并非绝对对立，有互相依存即统一性一面。经常性的生产，是阶级利益一致的结果，如果罢工形成对抗，就不能维持生产。工人中的阶级斗争和对抗意识的存在是常态还是非常态？应明确说是非常态。革命有来潮和退潮、高潮和低潮，阶级斗争和对抗也一样。经常保持斗争状态和革命状态是可能的吗？“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”，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”，使人们吃了多少苦头。3.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消灭阶级，因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合理的，也违背了马克思的理论。尤其是阶级专政还导致一党专政。党高踞于国家之上又导致权力与腐败结合。我们多年以来解决不了执政党如何执政的问题，解决不了党政不分、政企不分问题。这种专政是在“左”的土壤中。4.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斗争并非你死我活。5.所谓不断一分为二的理论，乃自我毁灭的理论。有一次谈到，内部矛盾总是搞得你死我活，敌我矛盾倒可以妥协。内部矛盾联系越多越深，总是由内部向敌我转化；而敌我矛盾又向内部转化。毛泽东的随意性：辩证法变成形而上学，一分为二永无止境；唯物论变成唯心论，使用干部也要讲成份论。

——马克思、恩格斯的话是否句句真理呢？有的话本来就不是真理。有的话从前是真理，经过时间考验，现在已经不能算是真理了。“生产在阶级对抗基础上发展”，这是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叶的状态，以后情况的变化越来越显著，历史已经表明生产只能是在阶级利益一致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。马克思主义过去长期处于革命斗争中。斗争中产生的著作不能不带有论战性。论战性著作必然以攻击敌人、辩护自己为任务，因此不能避免片面性，有时还不能避免感情用事。认识的局限性，任何人都容易犯的。对社会主义，马克思也有空想，有唯心主义成份。马克思主义形成的50年中，唯物史观与经济学说，《资本论》与三大手稿是顶点，完整的框架，手稿中提出“科技是生产力”。后期马克思尤其恩格斯，都有反思与修正。

——列宁本来就有“左”的东西，《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》一书曾寄与马赫，马赫复了十万字的长信，列宁也有复信，其中即反映了列宁的“左”。原档已经找到，在翻译中（《毛泽东选集》中“左”的东西也不少）。列宁对马克思主义、社会主义进行了实践，有变化与转折，从新经济政策到逝世前，又有所变化（对斯大林有反感），布哈林后期思想更民主开放些，斯大林却发展了列宁的错误（战时共产主义），成为一个专制独裁者。列宁将第二国际的政党看成敌人，可是欧洲（称号不一）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工人阶级的事情，反而促动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变化和发展。将瑞典同苏联对比一下，仔细研究，可以发人深省。

——说“资本主义丧钟敲响了”，这是文学语言。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商品经济，仍脱离不了市场规律，这是马恩都没有料到的。马克思也不可能料到高科技的神速发展会左右经济的发展；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会如此漫长，以至到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后，世纪快完了，还难以预见何年何月能够实现。

——马克思讲的“自由人联合体”，无非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，人在社会中的地位，其自由、权利、利益所得。能否真正做到任何个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，以此评价各个社会主义国家，各自情况如何？

——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史，非常需要认真据实总结，搞理论的人责无旁贷，这方面当然不应有任何禁区。一般而言，各级领导干部对实践负责；但搞理论的人应当对理论负责。回顾我们过去几十年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教训太多，理论搞错了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，千万不能忘记人民公社化这种教训。不论是苏联、东欧和我们，对于过去的实践一定要加以理论总结，以免今后再犯错误，至少要做到少犯错误，切忌犯全局性错误。关于写书，黎说，科学家（有科学头脑的人）才能写书，政客不能写书。

——我们的共识：人类社会发展前途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可能互相渗透，最后走到一种新的社会。与此有关的议论很多。如社会主义国家喜欢讲排场，搞浮夸，办虚事，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比较实事求是。美国人对我们将他们总统办公的地方（White House），译为“白宫”，很有意见，明明是“白屋”嘛。黎澍说，老是害怕和斥责“全盘西化”（胡适当年也并非我们批判的那样），其实质是责备现代化。不要传统行得通吗？不要害怕东方文化传统失掉。日本彻底西化过，什么都学西方，仍旧保留了和服、茶道，还有武士道精神。

——我们的教训在搞过全盘苏化。革命最早学苏联。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，就出现过“左”的面孔，致力于组织工人罢工，认为这是党的天职，最基本的要求，而不认为从策略上考虑，应当同资产阶级结成反对共同敌人封建主义的联盟。相反，我们到处发动工人罢工，直到发动手工业者，反对中国资本、民族资本。大革命失败后，“左”的一套搞全盘苏化。建立的共和国叫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”，根据地叫“苏区”，军队叫“红军”。王明出的一本小册子叫《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》，那不是化成俄国共产党了吗？

在文化学术界，黎澍熟识的人比我多得多。他邀我一起去看望过两位名家。我同夏衍没有过交往。黎澍同夏是老朋友，在国民党区尤其在香港一起呆过，相知很深。1986年1月28日上午，黎同我到夏的家中，长谈了两个小时。主题是两位“左王”的统治。记得涉及这样一些具体事。乔木在书记处会议上正式谈过，搞“资产阶级自由化”的三个头头是周扬、夏衍和巴金。乔木最近因《上海文学》的一篇小说，让书记处的负责人看，批示顺着乔木的意思，查一查作者是否三种人。乔木还来找过夏衍，要批判一位女作家和一位山西的农民青年作家。夏说，他们还年青，一批就完蛋了。夏也说乔是两面人，骨头软，尤其表现在对待儿子的问题上。

我也不认识钱锺书。黎澍同钱先生和夫人杨绛相交很深，相互敬重。他的《再思集》书名就是钱题的。1987年5月25日下午，黎澍与我一同到钱家，谈至六点。我们谈得兴高采烈时，杨绛忍不住也过来参加了。记得从胡适谈起。1948年他们在上海见到胡适。胡早年的书信全部保存在合众图书馆，内有毛泽东当年（当是1918年第一次到北京）写给胡的信，说旁听了胡的讲课，很是佩服，想拜见聆教。署名为“你的学生”。钱先生说，胡适听图书馆的人说，这些信件在日本统治时都毁掉了，很是惋惜。钱觉得此信于胡是有用处的。胡适回到台湾后，胡的秘书胡颂平是朱家骅派去监督胡的，为胡的学问与为人所感动，因而写了回忆胡的书。说唐德刚是一个落拓不羁的人，同胡接触很深，才写出胡的传记来，此书影响很大。钱也称赞胡适的为人，说鲁迅那样批胡骂胡，且很挖苦，但鲁迅生前，胡适从来没有讲过鲁迅半个不字。那天谈话，尽是臧否人物。谈到某学者吹捧江青“百鸟朝凤”的故事，说得很是风趣。又谈乔木对他们夫妇的照顾，建议杨绛写《围城》与钱的文章。钱说，他同乔木是“来而不往也”，每年乔木要来他家，他们都没有回访过。由此我们谈到聂绀弩的诗集出版时，乔木毛遂自荐写序言，聂认为，这是乔为了打扮自己。我特别问钱先生，为什么记忆力如此好。钱说，30多岁前，记忆力确实极好，可说过目不忘。在牛津学习时，爱读侦探小说。一次期考要认清古代手写英文，连题目也未看清，即通篇解答，结果不及格，以至补考。受此刺激后，影响了记忆力。临走时，我送钱先生两本我的小书，《龙胆紫集》与《窑洞杂述》，《杂述》中有一篇文章《国立师范学院的教育和学生》，即《围城》中教书的学校。1939年在湖南工作时，我去过这个学校（在湖南兰田）。钱回赠我《谈艺录》。后来看过我的《庐山会议实录》后，钱先生很热情地给我写过一封信，对此书很是称赞。

黎澍比我大5岁。大革命时他就参加过共青团，帮助过被捕的党员老师。1987年4月他75岁时，我曾书写了一首七律相赠，其中颈联为“一卷文章惊海内，三番思考问先贤。”诗后有如下很长的一段注解，说明我是怎样看待这位相交半个世纪的老友的：

黎澍在他的《再思集》序言中说：“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伟大转折。这一转折使人感到有重新认识许多问题的重大必要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了我过去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了解的肤浅和错误，纠正了其中比较显著和已经有所认识的部分。编入本书的各篇反映了我个人思想上的这个变化，故谓之‘再思’云。”他还说道：“经过实际生活的检验，势必又要发现种种不足，还要三思。”“认识的正确性只能是暂时的，相对的。穷尽真理，永远是不可能的。”这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回顾我们党、国家和自己二十多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后，所采取的对历史与现实负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。同样也是党性立场的科学态度。黎澍是严肃的也是勇敢的学者，我的小诗稍稍表达了我对这位老友的敬重，我衷心祝愿他长寿。《再思集》最后一篇文章《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》，对于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”与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”，这两个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命题，提出空前的质疑；无论从古代到现代，从历史实际与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的有关论述，他都认为这两个命题不恰当，很难说得通，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。这篇文章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，赞成的与部分赞成的、怀疑的与反对的都有。目前这场论战尚未结束，报刊时有新的论文发表。古人诗云：“梅花香自苦寒来。”（诗的七、八句为：“笔头犀利因忠谔，梅老花香自苦寒”。）既然我们走过二十来年曲折的道路，既然我们的职责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，我们就应理所当然地克服一切僵化的思想，凭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南针，勇敢地开拓自己的道路。

同一个月我满70岁，黎澍也送了我一首五律，他说尚未最后定稿（“波浪阔”一稿为“风浪恶”；“愈老愈英雄”一稿为“奋发更为雄”）。他善旧诗词，但不常作。1995年徐滨夫人清理旧档，发现他书写的这首五律条幅，特送与我。

浊世佳公子，于今七十翁。
曾经波浪阔，不怕火炉红。
诗赋龙胆紫，文章太史公。
所望加餐饭，愈老愈英雄。

“我衷心地祝愿他长寿”，写这句话时，决没有想到，我们之间的相聚只有一年多的时光了。十三大报告起草之初书记处负责人还找到黎澍、于光远我们十来人，一起参加过讨论。黎还专门找我谈过党性、阶级性与科学性、民主性之不可分，是统一的，只有真正的科学性才能导致党性、阶级性的统一。可是坚持科学性与坚持真理的人，在“左王”的眼中，却变为异端分子；他们还是搞老一套的“阶级分析”，从而发现“斗争对象”，于是号召“划清界线”。这时他的《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》一文，又得罪了不少人，这以后直到他去世前的1988年11月，我们的来往还一直频繁，同朋友们的相聚漫谈也多。我们还一起研究过要写出一本《中国的左倾幼稚病》的书，重新认识社会主义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，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。

1988年6月，王元化从上海来，我们还一起谈过“五四”和新儒学复古的问题。大概是从李泽厚的“五四断裂”问题谈起。黎说：“五四”有三股潮流：1915年陈独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，包括文学革命；反巴黎和约的爱国救亡运动；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，产生了共产党。他说，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神话已经破灭，马克思、列宁也不要再尊之为神。列宁批马赫，自己并不懂自然科学，《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》有错误，哪里来的什么哲学两条路线斗争。马克思从黑格尔等唯心主义接受了许多新东西，并未讲过两条路线斗争。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搞起来的，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有发展。我们现在还是老一套的唯马首是瞻。

11月20日，广东番禺梅山糖厂主人在仿膳宴请，我们和于光远、胡绩伟、朱厚泽等一起参加了，黎澍毫无病态。

11月29日，黎澍伏案起身倒地，后脑震破大出血住协和医院后，即诊断全身动脉已硬化。12月4日入急救室。我与老伴去探望时，他带氧气罩，呼吸已困难，双目紧闭，手脑不断颤动。我轻轻抚摸他的头部和手臂，没有反应，老伴贴近耳朵讲话也没有反应。我同值班医生谈，这是中国第一流历史学家，请全力抢救；我还同卫生部部长陈敏章通电话，告知黎的病情。医院决定要切开喉管。5日，徐滨告知，心律已衰竭，在作最后抢救。一同议定几件后事：出文集，《新观察》出专刊，老朋友们出纪念文集。徐滨说，他生前谈到不入八宝山，那些人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那些人，还是上万安公墓。我让家人将他书桌上一大摊书稿拍照，准备写《最后一天的书案》，说明这位学者和思想家是战死在岗位上的。晚上接戈扬电话，泣不成声，说光远电话告她，黎澍已去世。我即将危险病情告知，并商定纪念办法。7日上午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杂志社李学昆、徐宗勉来，谈黎澍生平及后事，他们都是黎的助手，相互间感情很深。徐被打成右派时，黎澍很不同意，多年来同情地保护他。黎澍自己因此挨整，作十次检讨通不过，终于调离中央宣传部，并下放。老“左”们总说黎澍偏激，以致他在政治研究室老受排挤。我对他俩说，黎澍不仅是历史学家，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、思想家。

谈到他的长期受压，不能尽展其才，我的声音也咽噎了。12月9日黎澍二女儿来告知：下午2点25分，爸爸与世长辞了，这也正是52年前他在北平街头游行示威之时。他们一家让我审定生平稿与新闻稿。晚上12点，我写好《最后一天的书案——哭黎澍》文，第二天寄《人民日报》与《新观察》（后者发表时没有删节）。12月10日，社科院来4人，取走黎澍生平稿，并拟定火葬前告别名单。12月11日上午，我与于光远、胡绩伟一起到徐滨处，谈学术纪念会可以从缓一些，光远谈中宣部旧事，称黎澍为人的正直与勤奋，思想的不同凡响。

12月5日，应徐滨夫人嘱，用一丈多长白布作横幅，挂黎澍遗体告别灵堂，我代撰书一联（徐滨泣献）：

再思三思，时有文章惊海内；
言传身教，长留风范示儿孙。

12月16日，向黎澍遗体告别，去的仍在百人以上，许多人禁不住流泪。告别后，我因事离开，老伴张玉珍同王若水夫妇、沈容等和黎的家人一起，送到火葬场。

一别10年的树苍兄，上面写了这么多旧事旧话，是用来表示我对你的怀念，说明我没忘记你的言谈，你的思想和观点，这些不仅永远留在我的心中，也会永远留在你的朋友们心中。我们依然是同心相应的，我们依然同你一样勤奋地思索着，工作着。我没有忘记你的希望：愈老愈英雄——奋发更为雄！

去年我已满80岁，在京友好为我祝寿时，有六首《八十自寿》略表心意。现录下其中两首，是否可以告慰吾兄在天之灵呢：

精神独立自由难，八十行吟气浩然。
曾探骊珠沦厄运，仍骑虎背进诤言。
早知世事多波折，堪慰平生未左偏。
欲唤人间归正道，学操董笔度余年。

不发牢骚不自怜，楚狂本色总依然。
难充工具难驯服，却近人情却达观。
长觉此身仍属我，厌随流俗只当官。
韶华幸喜没空老，放胆高歌世变迁。